《史记》英译 || 朱振武、黎智林：同史不同译，个中藏玄机 ——《史记》英译的策略异同比勘和文化立场审视
本文原载《上海翻译》2020年第5期
第12-17页，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朱振武，文学博士，外国文学与翻译博士后，作家，翻译家，教学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以及其他科研项目十几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翻译》等重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20部，编著60多种，译著30多种；担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认知翻译学会副会长和上海国际文化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几十种；近年做各种学术讲座和社会公益讲座200多场；主持译介的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及相关中英文著作在国内外引起反响；100多家主流媒体对他在文学翻译、文学文化研究和教学等方面的成就做过专题报道。
黎智林，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翻译学和中外文化比较。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编号：17AWW00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在多个《史记》外译本中，美国的华译本和倪译本两个英译本是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典型案例，分别以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为读者对象，因此其迻译策略和所取得的社会功能及接受效果也明显不同。文化经典要想在异国他乡得到接受认可并落地开花，忠实的迻译必不可少，中外合作也是迫切需求，但一定要弄清目标读者和目标语的社会语境及其阅读市场，分清大众化翻译和学术化翻译，正确理解不同时期不同译本的翻译发生及其动机和目的，弄清其工作主旨和工作重心，走出单一的对与错的评判误区，理性对待译介中的舛误和瑕疵，根据具体文本和具体目的在归化与异化间寻求有机平衡。这是《史记》两个经典英译本给我们文化走出去带来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史记》外译；华译本；倪译本；异同比勘；文化立场
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考虑最经典的文化作品优先走出去，《史记》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经典。《史记》的外译活动很多， 但有四次尤为重要， 分别为法国汉学家沙畹、美国汉学家华兹生①、俄罗斯汉学家越特金和美国汉学家倪豪士②及其团队所承担的翻译。从语言和文化角度来说，美国先后出现的两个译本， 即华兹生的译本（以下简称华译本）和倪豪士及其团队的译本（以下简称倪译本）更具可比性。（Bodde, 1995: 139）两个时隔33年的《史记》英译本，由于译者所处时代不同，他们的译介动机、译介模式、文化立场与翻译理念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从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社会语境和个体与团体特征等方面出发，对这两个译本产生的诸多差异进行深层透视和考察，对其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进行学理比勘，对其文化立场进行深层透视，这样对我们的翻译实践特别是汉译外具有指导意义，也能给我们文化走出去以实实在在的启示。
一、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分野：不同译介动机下的译本呈现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20世纪40年代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50年代初，结束学业的华兹生赴日访学，并于50年代末进行《史记》翻译工作。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1972年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求学于德国、日本、中国等多国，后在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领衔《史记》翻译工作。
1956年，华兹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的支持下，耗费3年时间，于日本完成了《史记》中66篇与汉朝相关文章的翻译工作，其中57篇为全文翻译，9篇为节译。在英译本中，他打乱了《史记》的原有顺序，按照汉朝历史和汉武帝时代特征重新编排译介。译本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于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卷发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化研究荣誉教授狄培理在华译本前言中提到，“华译《史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一，译文注重文学性，受众不仅为中国史学研究学者，更为大众读者”（Watson, 1961: vii）。华兹生本人也曾提出过自己的《史记》翻译主张：“我试图将精力集中于作品的文学魅力上，尽可能将注释降到最低、尽全力译出更多内容。”(Watson, 1982: 36)以《史记》文学性为翻译目的的华译本无疑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评价道，“从文学角度来说，生动的华译本有着至今无人超越的愉悦阅读体验”（Hardy, 1996: 150）。不仅如此，包括后来《史记》的译者倪豪士也称自己是“看到了华译本而萌生了翻译《史记》的念头”（Nienhauser, 1996: 9）。
1989年，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与郑再发、魏伯特（Robert Reynolds）、陈照明、吕宗力等人组成翻译团队，着手《史记》英译工作。199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倪译本《史记》（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与华译本侧重文学性不同，倪译本聚焦于“史家之绝唱”的史学魅力，旨在“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并尽可能拥有文学可读性与文体统一性的《史记》全译本”（Nienhauser, 1994: xviii），其“准确的注释又将使译文更能为学者所用”（倪豪士，1994：62）。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认为倪译本是“汉学的一项伟大成就”（Bodde, 1995: 142），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里·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也认为倪译本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对各领域的读者都将有帮助”（Arbuckle, 1996: 263）。
出于不同翻译目的，华兹生与倪豪士团队在《史记》译本处理方面大有不同。华译本注释较少，而倪译本注释翔实。据卜德比较统计，“在《史记·项羽本纪》的英译本中，华译本仅有17条注释，而倪译注释则多达289条”（Bodde, 1995: 139）。此外，在原文章节划分上，华兹生追求故事性，因此其译本中多为长段落；而倪豪士则将段落划分得更为细致，使人物关系和对话更加明晰。我们看一下《史记·项羽本纪》中两句话的翻译：
(1)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司马迁，2004：172）
Hsiang Chi, whose polite name was Yü, … The Hsiang family for generations were generals of Ch’u and were enfeoffed in Hsiang; hence they took the family name Hsiang（Watson,1961:37）
Hsiang Chi 項籍 was a native of Hsia-hsiang下相. His agnomen was Yü羽.… The Hsiang clan served Ch’u as generals for generations and were enfeoffed in Hsiang項，thus the clan took Hsiang as its nomen.（Nienhauser, 1994: 179）
《史记·项羽本纪》开篇第二段，华译本与原文段落章节一致，译文也仅为一段。而倪译本中，译者按照项羽的学习过程，将原文一个段落分为了三个译文段落。在以上例文中，华译本没有注释，而倪译本却多达8处。在这些注释中，除开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解释外，还有学术资料用以辅助理解原文本。如“注释八”针对项羽学书与学剑，译者参考勞幹的《史記項羽本紀中學書和學劍的解釋》对此处项梁要求项羽学书与学剑做出了解释，“学书与学剑均为参加考试进入仕途”（Nienhauser, 1994: 179），体现出项梁对项羽的栽培之心，并非随意安排项羽所学项目。在注释中加入学术性的参考资料，不仅使目的语读者对文本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从中看出倪译本严谨的学术态度。倪译本中大量的注释无疑会增加书籍的厚度，但对于一本学术研究专著来说，“能在读者需要的地方，刚好就有注释，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Bodde, 1995: 139）。
由此可见，华译本句子结构以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进行了处理，如“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华译本为“Hsiang Chi, whose polite name was Yü, was a native of Hsia-hsiang”。将“字羽”作为“Hsiang Chi”的定语，以定语从句形式呈现。译文虽然语句结构发生了改变，但语意未变，且更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倪译本则严格尊奉原文语序，为“Hsiang Chi項籍was a native of Hsia-hsiang下相. His agnomen was Yü羽”。译文与原文一一对应，不仅将该句处理为两个短句，且顺序未变，保留了原作精炼的语言风格。这类处理在后文“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中也有体现。倪译本不仅清晰地将原文语意阐明，更对原文语言风格进行了完美迻译，使《史记》阅读者能和研究者都一睹《史记》真颜。
选词方面，华译本多选择简单常用词汇，以方便普通读者阅读。在华译本《史记·项羽本纪》中，除第一个“项籍”使用“Hsiang Chi”来表达外，其余提到项羽的多种表达均用“Hsiang Yü”来代替。华兹生认为“原文中的人物名字已经让英语读者感到难记，而如若将文中的多种表达方式一一译出，会让读者感到迷惑，增加阅读难度”（Watson, 1961: 7）。倪译本则正好相反，根据项羽的身份变化与原文表达方式，分别用“Hsiang Chi”“Hsiang Yü”“King Xiang”等来翻译原文中“项籍”“项羽”“项王”等称呼，将司马迁对项羽的感情灵活再现。并且，倪译本将中国古代特有的人名称谓“姓”“氏”“名”“字”分别用“cognomen”“nomen”“praenomen”“agnomen”罗马姓氏来表达。“罗马人通常情况下会拥有三个名字，'cognomen’代表家族姓氏，'nomen’表示宗族氏族的姓氏，而'praenomen’为基督教徒教名，有时罗马人会添加'agnomen’作为第四个名字。”（Paul, 1937: 284-285）倪豪士认为：“虽然这四个罗马姓氏也未能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先秦的四种姓氏表达，但选择使用这四种表达方式尽可能地去再现当时的姓氏特点。”（Nienhauser, 1994: xxiii）倪译本中这四个词虽然比较古老，但其词语选择，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古代语言表达特征，能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好地产生历史代入感。
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华、倪二译本在风格、文体和结构等方面均有较大出入。注重文学性的华译本行文流畅、一气呵成，意在将中华故事讲给普通大众，侧重《史记》在西方的横向传播。而侧重体现史学性的倪译本则字句对应，注释详尽，旨在忠实传递《史记》的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侧重该作在西方的纵向传播。
二、个体与团体的碰撞：理解误区与风格差异间的矛盾抉择
华译本为华兹生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他在《史记与我》（The Shih Chi and I）中提到对于原文理解的问题，“可以向当时的日本导师咨询意见、寻求帮助，而对于文学翻译过程中，将中文译成英文所遇及的一系列问题，只能靠自己”（Watson, 1995: 203）。独自求学于日本，在通讯还不发达的50年代，华兹生单枪匹马，往返图书馆与家中，以日本著名汉学家泷川龟太郎（Takikawa Kametaro）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欧洲汉学泰斗沙畹（Emmannuel Edouard Chavannes）的《史记》法译本作参考，坚持着艰苦的翻译工作。
倪译本为倪豪士及其团队共同完成。1990至1991年间，倪豪士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搜寻藏书并向学者咨询意见。次年，倪豪士在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日本，就《史记》的学术及版本问题咨询都留春夫（Tsuru Haruo）教授和神鹰德活（Tamitaka Tokuharu）教授，并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川合康三（Kawai Kozo）交流讨论。1993年夏天，倪豪士在北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在此期间，他向中国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的再传弟子、中国史学研究专家、韩兆琦请教与咨询，并结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研究员吴树平。此后的翻译工作中，倪豪士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这为倪译本《史记》的史学性和忠实度提供了保证。（Nienhauser, 1994: iii）
与华兹生翻译过程中的踽踽独行相比，倪豪士及其团队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华兹生在翻译《史记》时并未到过中国，仅在日本进行相关研究。而倪豪士则明显不同，他在翻译过程中多次到达中国，与中国学者讨论交流，并多次在南京大学开设“《史记》翻译工作坊”。对于《史记》的理解，倪豪士不仅能同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讨论，还能与新生代精通中英双语的学子交流，这些为倪译本史料的查证、原文的理解和词语的表达等都提供了巨大帮助。靠单打独斗拼搏而成的华译本与靠团队协作打造而成的倪译本不光在翻译体量方面明显有别，在译本的许多具体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史记·刺客列传》中这句话的翻译：
(2)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司马迁，2004：1210）
In the course of his travels Jing Ke reached the state of Yan, where he became close friends with a dog butcher and a man named Gao Jianli who was good at playing the lute.（Watson, 1993: 181）
Having reached Yen, Ching K’o became fond of a dogbutcher and a skilled dulcimer player, Kao Chienli 高漸離.（Nienhauser, 1994: 326）
“善击筑者高渐离”，此处的“筑”为一种乐器，“筑者，其形如扇，木制之，张有弦，用竹制小槌打击成声”（庞卓，2012：53）。《史记笺注》中记载：“筑，似琴有弦，以竹击之，取以为名。”（韩兆琦，2009：4607）《旧唐书·音乐志》云：“筑，如古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刘昫，1975：1076）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筑为我国古代弦乐器，形如古琴，需要使用竹片敲击演奏。
华译本将“筑”译为“lute”，牛津词典对“lute”一词的释义为“an early type of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strings, played like a guitar”，朗文词典对“lute”的解释为“a musical instrument like a guitar with a round body, played with the fingers or a plectrum”，无论是牛津词典还是朗文词典，“lute”一词所指均为与吉他相似的弦乐器，或用手指拨弦，或用拨片拨弦。而“lute”的中文释义为“琵琶”，弦乐器，形如吉他，手指拨弦演奏。因此，“lute”一词更多是指“琵琶”而非“筑”。华兹生为何会选用“lute”来指代“筑”呢？华兹生翻译《史记》时身处东京，东京汉学研究较为兴盛，有众多西方汉学家曾到访，其中就有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醉心汉学，且对中国琴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花费大量心血，精心编撰有关中国琴文化的书籍。1940年，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出版了其英文著作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也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高罗佩将中国古琴译为“Chinese lute”。对于1956年身处日本，没有团队可以协商讨论，仅自己往返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华兹生来说，借助高罗佩的这本中国琴道之书来指导其英译过程中的疑惑也不失为良策。
倪译本中的“筑”则译为“dulcimer”。“Dulcimer”有两种意思，一为用锤子敲击的弦乐器，二为美国传统乐器。“Dulcimer”的中文释义为“扬琴”，扬琴为击弦乐器，“扬琴系中国本土原装古老乐器，且历史悠久，源于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乐器'筑’”（庞卓，2012：53）。从乐器类型来看，扬琴与筑都是弦乐器。从乐器外形来看，扬琴和筑都形似中国古琴。从演奏方式来看，扬琴和筑都是用物体敲击弦丝。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扬琴无疑是最接近筑的现存乐器，可以看出倪团队在翻译时所进行的大量取证工作，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理解。
倪豪士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开设六个翻译工作坊，工作坊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灵感碰撞，使得许多翻译中的难点，特别是一些不可译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但团队也会有团队的问题。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朴仙境（Esther Klein）指出，“倪译本《史记》由于不同译者导致译文风格各不相同，译文篇章之间风格与译文质量不一，总体不如华译本优雅”（Klein, 2010: 462-463）。面对如此鸿篇巨制，微瑕之处自然难免，但倪豪士团队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是公认的。
三、此一时也与彼一时也：不同社会语境下的迻译重心
华译本与倪译本出版时间相差了接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国国际地位、美国对华认知还是美国大众对国外文化的接受态度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倪译本与华译本的比勘中清晰看到，或者说，我们透析倪译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变化对其译本的多方影响。
华兹生翻译工作的进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更加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随着国际地位的确立，美国不止满足于对外经济与政治上的优势，也开始对外实施文化上的输出，并打造出一种“单一话语权的、只接受自身认可的外来事物的文化氛围”（Venuti, 2009: 325）。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尤为关注，“部分基金会加大了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支持”（朱政惠，2009：23），华兹生便是在此阶段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资助，参加该校东方经典英译项目。华兹生自身成长环境、学习背景以及所处时代决定了其译介动机与文化立场。华兹生翻译《史记》意在用西方话语建构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目的是为西方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促进西方文化发展。因此，华译活动有其特殊的时代烙印。
华译本发行十一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合作也迅速增加。由于华译本《史记》的发行，让《史记》在英语世界打开了知名度，美国专家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也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美国开始推行相对比较开放的文化战略，乐意去接受世界文化精髓，尊重外来文化差异。因此，倪豪士团队的翻译工作顺应时势，竭力改变以西方视角讲述西方人喜爱故事的译介惯式。
两个译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汉字的存在。华译本正文中从未出现汉字，而倪译本中却频繁出现。倪译本中人名先用韦氏拼音进行标注，后面再加上原文汉字，有时一句话中就出现几十个汉字。若按照华译本时期的要求，以西方读者为中心，那么倪译本是绝对不合格的。而放在四十年后的90年代末，倪译本却是让人敬佩的佳译巨作。如今，倪译本《史记》被看作是目前西方世界最完备且最富有学术价值的英译本。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评价倪译本时说：“译文一如既往地真实可信，注释清晰可用；译著将使更多英语读者感受到《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部译著，西方学术界与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深入的了解。”（Crespigny, 1996: 598）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倪译加速了西方学界对《史记》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英语世界对该译本面世之前和面世之后的典籍研究。
倪译本以源语文本文化为中心，志在将东方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世界。除汉字保留外，译文严格依照原书顺序排列，译本结构完善。在正文之前，译本附加了致谢、前言、使用说明、度量衡对照表和缩写表，在每页译文下面都附有详尽的考证说明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每章后附有译者注、该卷已有译本书目以及中外研究成果，每整卷译本后还附有全书参考文献、中外《史记》版本研究、《史记》相关研究作品、《史记》与其他中国典籍的比较、词汇对照表、索引以及地图。众多翔实的注释与完善的体例结构无疑是倪译本将中华文化精髓完好保存的最好写实。在文本迻译时，倪译本以异化策略为主，其句型句式、语法特点、典故意象、韵味节奏等方面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源语文本的美学精神。放在四十年多前，这样的译本是很难出现的。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文化和文学翻译，总是难以摆脱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是一种有政治意味的文化行为。华兹生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政治语境下，以西方读者习惯的语言讲述西方人喜爱的中国故事，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解中国历史的途径。此后四十年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明互学互鉴，美国开始推行平等、开放、相互尊重的文化观。倪译本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政治形势的嬗变、外交政策的更迭以及译者心理的变化，相差近半个世纪的两个译本都刻着各自的时代烙印，拥有各自的亮点。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对外译介需要满足时代需求，根据社会语境做出相应的传播和迻译的策略，但异质文化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翻译活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对待汉学家们的工作，我们应该从时间维度上历史地看待，同时，我们也要从不同时期汉学家的翻译实践和译介策略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正确精准地制定文化走出去的方针和策略，正确看待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四、结论
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翻译活动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许钧，2018：2-3）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经典，而对源语文本忠实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文化典籍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重视源语文本是第一要务”（朱振武，2017：8）。在典籍外译中，学术化翻译不可少，而大众化翻译在大众文化形成主潮的当下显然也不容忽视。我们还要认识到，要向海外有效介绍中国文化，目标语国家译者特别是汉学家们的工作非常必要，但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源语国译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相关工作也十分重要。但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文化自觉、创作自觉和翻译自觉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同时，也需要与目标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通力合作。文化典籍的翻译不光是翻译问题，还与国家影响力、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及认知惯性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差异性在文化交流中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而翻译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移入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在翻译过程中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充分调研目标语的读者市场和文化需求，既呈献所需式译本，又提供注入式译本，做到满足和引导双向出发，应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策略。
注释
①华兹生翻译时采用的底本为泷川资言（Takikawa Kametaro，1865—1946）编撰、1934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还参考了沙畹的翻译、德效骞的翻译。
②倪豪士团队采用的翻译底本为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册《史记》，编者为顾颉刚（1893—1980）、宋云彬、贺次君和聂崇岐。倪豪士团队还参考了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黃善夫编的《百纳本二十四史》、小川环树主编的《史记列传》、吉由賢抗（Yoshida Kenko）主编的《史记》、王叔岷主编的《史记校正》、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等。
参考文献
［1］Arbuckle,Gary. Reviewed work(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 Vol. VII ［J］. Pacific Affairs, 1996, 69(2): 263-265.
［2］Bodde, Derk. Reviewed work(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95(17): 137-142.
［3］Crespigny, Rafe De. Reviewed work(s): Ssu-ma Ch’ie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 Vol. VII［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6, 59(3): 596-598.
［4］Hardy, Grant. Review：His Honor the Grand Scribe Says［J］.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96(18): 145-151.
［5］Klein, Esther. Reviewed work(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 VIII［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0, 17(4): 462-468.
［6］Nienhauser, W. H. Jr. Editor and Co-Translator.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 Vol. VII［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Nienhauser, W. H. Jr. 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studies in the West［J］.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1996(1): 1-51.
［8］Sir Paul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9］Venuti, Lawrence. American tradition［A］. In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320-328.
［10］ Watson, Burt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Han Dynasty［M］.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Watson, Burton. Some remarks on 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A］. In George Kao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C］.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35-48.
［12］ Watson, Burt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Qin Dynasty［M］. Hong Kong & New Y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Watson, Burton. The Shih Chi and I ［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95: 199-206.
［14］ （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第四册·志第九·音乐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 韩兆琦 编著.史记笺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16］ 泷川资言 考证,水泽利忠 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7］ 倪豪士.《史记》翻译回顾［J］.罗琳 译.国外社会科学, 1994(3): 62.
［18］ 庞卓.扬琴艺术与中国音乐文化关系［J］.乐器, 2012(12): 52-54.
［19］ 司马迁.《史记》评注本（上）（下）［M］.韩兆琦 评著.长沙：岳麓书社，2004.
［20］ 许钧.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卷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21］ 朱政惠.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9, 26(2): 22-24.
［22］ 朱振武.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