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李渔“帮闲”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4-0011-07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1611-1680)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聚讼纷纭、最不易让人作出恰切评价的重要作家之一。2011年是李渔诞辰400周年，但就是在2011年3月25日的《光明日报》“关于李渔的争议系列报道”之二《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一文中依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客观地对他(按，指李渔)进行评价？”有学者甚至指出：“当代中国尚未对文人李渔作出一个公认的客观评价。”[1]不过，相比之下，在一切对李渔其人的评价中，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一说，无疑是最能得到学界与社会广泛认同的。但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李渔的评判，已发生较大变化。以较有代表性的见解而论，万晴川先生就指出李渔与真正的帮闲相比是有区别的[2]，而俞为民先生则明确地否定李渔是“帮闲”。俞先生说，李渔不是“帮闲文人”，“而是一位隐逸市井的文学家、戏曲家，按照李渔自己的说法，是一位'人间大隐’”[3]450。那么，李渔究竟是不是“帮闲”？应该如何全面地、客观地看待鲁迅先生的李渔“帮闲”说？本文重新思考上述问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并就教于方家。
鲁迅先生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4]357照鲁迅先生论述的口吻，李渔无疑是既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人，是真正的帮闲。按，鲁迅先生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文中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5]404故《辞源》(商务印书馆，1991)释“帮闲”云“侍候官僚富豪消闲作乐”，《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释“帮闲”则谓“陪官僚、富豪等玩乐，为他们帮腔效劳”。就李渔人生后期的思想与行为来看，的确著此特点。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先生撰写《从帮忙到扯淡》一文，有其特殊背景，其要旨并不在专门评价李渔，因此，我们不能把鲁迅先生此种对李渔的评价，看成是对他一生的全面评价。客观地说，如果仔细研读李渔的全部著作，就会发现他的思想、个性与他所向往及曾经实践的生活方式，与“帮闲”有着很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就李渔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言，他有着可贵的李贽式的反叛精神，敢于作一空依傍、独立自由的思考，此绝非没有独立人格的“帮闲”所能为。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李渔决不迷信所谓的“圣人”与“经典”。例如，他坚决反对“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6]442。在他看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蒙童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6]442-443。总之，李渔绝不是盲目崇拜“圣人”的“凡是派”；相反，他甚至说“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7]。
另一方面，李渔也决不迷信“经典”。即以对朱熹的批评而论，在《笠翁论古》一书中，他对在当时社会中有极大影响的主要由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所撰之《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提出批评，他说：“《纲目》之文，亦有可以为法而实不可以为法者，要当识其苦心而已矣。”[8]482张安茂因此评李渔说：“其于朱子《纲目》，尚多谔谔之词，况其他乎？”[8]432更有甚者，李渔认为整部二十一史也并不全可信。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部二十一史，对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都错了，其《笠翁别集》之《弁言》有云：“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这几乎能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那种认为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因而不可全信的怀疑精神。
第二，就李渔的个性来说，“狂”“傲”“直谅”等等，是其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与“帮闲”的胁肩谄笑等迥然不同。李渔在其诗文中不时道及其“狂”。《笠翁诗集》卷一《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厢〉诸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一诗云：“焉得千载后，再生狂笠翁。”又同卷《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李渔自道“狂奴”，则当明清鼎革之际，其反叛清政府的情绪甚为明显。这样的诗句绝不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所敢写的。又如，《一剪梅·述怀》词说他自己“一生傲骨犯时嗔”；《笠翁文集》卷三《复柯岸初掌科》李渔自道“贱性硁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据李渔自述，就是在他亲人、朋友的眼中，他们也认为李渔很“狂”。《笠翁诗集》卷二《六秩自寿四首》其四云：“君亲造命天加岁，妻妾怜才友恕狂。”同卷《元献赠诗，怪予久不属和，仍次前韵解嘲》亦云：“酒贳诗逋旧有名，高贤多不恕狂生。”凡此等等，难以枚举。
第三，就李渔所衷心向往与曾实践的生活方式而论，他十分留恋自由自在的林泉生涯，有着浓厚的归隐思想，而厌恶打秋风等帮闲行径。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叙述他在“明朝失政之后，大清革命之先”的一段生活时，曾有精彩的描写：“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此后则屣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薰人，亦觉浮名致累。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润余而不可得矣。伤哉！”
李渔确乎由衷羡慕此种生活方式，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他早年放弃科举考试后，回家隐居，在友人的帮助下，终建成了伊山别业，并写下了不少诗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对山居隐逸生活的无限喜悦。其中《忆王孙·山居漫兴》词有云：“不期今日此山中，实践其名住笠翁。聊借垂竿学坐功，放鱼松，十钓何妨九钓空。”沈新林先生指出：“这首词是他(按：李渔)改名易字的绝妙注脚。其一，他披露了自己改名为'渔’的动机，不是为了钓鱼，而是隐逸；其二，他告诉我们，伊山别业构筑成功之时，就已经改名换字了。”[9]按，李渔原来的名字叫“仙侣”，伊山别业修成之时，他更名为“渔”，号“笠翁”。伊山别业的建成与李渔的更名，实标志着他思想与生存方式的一大转折，其核心之点，就是对隐居生涯的艳羡企慕与身体力行。
毋庸置疑，企盼归隐确乎是李渔根深蒂固的一种人生理想。李渔此种“高情雅致”，使他对打秋风等帮闲行径不屑一顾。在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中，李渔借莫渔翁之口说：“那打抽丰的事体，不是我世外之人做的，只好让与那些假山人、真术士去做。我没有那张薄嘴唇、厚脸皮，不会去招摇打点。”故其《鸡鸣赋》亦云：“以色事人者，无足论矣。”李渔喜欢鸡的“形同鹄立，貌似鹰扬”，而鄙视“蛇行鼠伏”的晋士。无可否认，李渔在其内心深处，明确地认识到打秋风、做“帮闲”的可耻，而由衷向往归隐生活。
质言之，李渔思想的重要方面、他的个性与他所企慕及曾经实践的生活方式，确乎无不与“帮闲”背道而驰，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仍然说李渔是“帮闲”？
在笔者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说李渔是“帮闲”，乃是因为，李渔在其人生的后期——本文以入清为界线，将李渔的一生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确有着诸多“帮闲”的思想与行径。
第一，从思想倾向看，李渔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批判走向迎合乃至谄媚，显露明显的“帮闲”之志。如前举明清易代之际所撰作的《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丁亥守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