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少龙，1950年代初出生于成都，“老三届”+“新三届”学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杂志社编审、四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已退休。
作者：蒋少龙
位于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蜚声国内外。主要是因为抗战时期的李庄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接纳了国难时期的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一代大师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童弟周、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云集在此长达六年之久。从1940年至1946年，这六年李庄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南边陲小镇提升为中国抗战文化中心之一。在李庄禹王宫前合影，前排左五为罗南陔曾外孙女阚文咏2021年4月中旬，我们一行20人追寻大师足迹，重走李庄之路。有幸的是，李庄乡绅罗南陔老先生的曾外孙女阚文咏女士与我们同行并担任讲解，为我们的李庄之行增色不少。李庄在抗战时期是太有名了。接收国际邮件，只需要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准确收到，因为在这里云集着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大师。而鲜有人知的是，支持支撑中国学术的和接纳这批大师的，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李庄乡绅。让我们永远他们的名字：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张访琴、李清泉、罗伯希……1940年8月，李庄羊街8号罗南陔府邸。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镇上名人聚集于此。就是这些李庄的乡绅，他们在此做出了一个影响李庄命运，也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重大决定。16字电文从李庄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李庄的乡绅们为战火中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腾出了“九宫十八庙”：同济大学校本部设于禹王宫（今慧光寺），工学院居东岳庙，理学院居南华宫，医学院居祖师殿。乡绅的私宅大院，则用以解决师生们住宿。李庄本来不足10000人，这一下人口骤增，外来者最多时达到12000余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随之也先后辗转来到李庄。来到安静的李庄乡村，尽管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科学研究学者们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生物学家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在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当年来到李庄，曾经惊叹中国的学者们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居然做出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成果。张家祠建于1839年的清朝道光年间，占地4000平方米，传统四合院木结构。其窗户上的形态不同栩栩如生的100只仙鹤，是李庄古镇的精品之一。梁思成先生曾将张家祠百鹤窗与旋螺殿、魁星阁、禹王庙九龙碑并称为“李庄四绝”。1940—1946年，中央博物院迁驻李庄张家祠，如今开辟成“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罗哲文书）。其两侧的对联“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一语，乃是抗战时期李庄的准确定位。李济旧居系清代晚期建筑，位于李庄羊街22号。现代考古专家李济曾在此居住一段时间，他的文儿因患伤寒病逝于此。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分别位于李庄镇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和上坝月亮田。
1941年在栗峰山庄举办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盛典
大师云集欢迎蔡元培先生
作者在史语所旧址留影
板栗坳共有八处清代住宅，分别是桂花坳、田牑上、下老房、老房子、财口门、牌坊头、戏楼院、新房子。其中桂花坳是傅斯年居住的地方，他在此居住长达6年之久。田牑上是史语所的图书馆，当时这里是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拥有13万册精品书籍。戏院楼是甲骨文研究室，董作宾等人曾在此完成大作《殷历谱》。
傅斯年旧居
梁思永、董作宾旧居
史语所图书馆旧址
《殷历谱》是借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纪录来解决殷商年代的问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四卷，下编十卷，是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重要的参考资料。董作宾于1945年4月于李庄板栗坳完成并出版，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印了200部，且每部都有编号。时蒋介石亲自签发嘉奖令以兹表彰。大学者胡适评价该书“彦堂这部书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佩服佩服。”可惜的是，现今众多院落已由各家农户居住，其原来的整体性也被破坏殆尽。从整个村子的现状看，这里并不富裕，70多年前尚可观的院落现在已破旧不堪且愈发严重。1940年昆明频遭日机轰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李庄，营造学社因依靠图书资料也跟随迁往，租住在李庄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到了李庄后，处境艰难，工作经费几近枯竭，成员工资也失去了保障。幸亏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同营造学社合作，开展对建筑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纂工作，分别把他们纳入编制，发放工资，营造学社成员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林徽因到李庄后生病多年来一直未出月亮田，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好友费慰梅看罢也不禁欷戲。一天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日本投降和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梁思成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人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尽管生活如此的艰苦，但梁思成仍然全身心地投入编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以顽强的毅力，带病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并对整部书稿做了校对和补充。1944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在李庄诞生。从板栗坳出来下山往右走不了多远，可看到江边岩壁一块大石上镌刻着三个大字：高石梯。这是一段500多级台阶的登山小路。当年大师们就是从江边下船，从这里走向板栗坳的。这段路不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的大师走过，后来来此考察的李约瑟、费正清以及前来参加研究生答辩的西南联大教授梅贻琦、郑天挺等人也走过；不仅董作宾、李方桂等人研究的甲骨和头骨从这儿抬过；中央研究院1132箱图书、仪器、档案和标本也从这儿抬上过，其中图书就有10万册，还有大量明清内库甚至御批档案。这些沉重而又宝贵的资料都是人工抬上山的，其难度不仅令人联想到中国知识精英们艰难的求索攀爬之路。难怪英国大学者李约瑟把高石梯称赞为“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据说在高石梯曾有一座半山亭，陪同我们上山的阚女士说，如果在这里修建一座大师亭多好啊！可以想象大师们既可在此歇气，又可以坐在小亭中听泉乘风观长江看山势。然而可惜的是，没有如果！历史没有如果。对于李庄显赫的往事，年轻人并不知晓，老人们则选择了沉默。1949年后，前往台湾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被视为战犯，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南陔、张访琴、杨君慧等乡绅则在李庄操场被当众铲除。李庄乡绅的精神领袖罗南陔死于锁喉炮：一颗精确的子弹，从他的后颈窝穿过口腔，夺口而出一一除了损毁两枚门牙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血迹！从前的荣耀都已沦为伤痕，面对暧昧不清的时局，遗忘是最有效的方法。当年离开李庄以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山高水长”的石碑。他们在“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写道：“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