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解

林肯说：我没有时间为自己辩解

我也没有精力

这是狡辩

无耻的狡辩？

其实我们做事情的对错

公道自在人心

功过自有人评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眼光

何必拘泥于某个人群

我型我塑

也坦荡

责备批驳

常戚戚

何不山高水长

徐树铮、塔列朗

引来无数褒贬

可怜的人 啊

设身处地

你又如何

是悖道

还是效仿？

引申阅读：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是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同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生死较量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漫长的殊死搏斗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彻底战胜自己的对手，夺取并巩固政权。它需要火和剑，也需要谈判和结盟，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塔列朗同拿破仑一样，这时就应运而生、脱颖而出了。 但是从贵族阵营里分化出来的塔列朗，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虽然也受过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教育，但并不是他们的忠实信徒。他热爱、向往奢侈豪华的贵族生活，而对当时比贵族“粗俗”的资产阶级的衣着谈吐和生活方式，都深深厌恶和鄙视。但是他理智地预见到资产阶级是在上升的，势不可当的力量，必然会取得胜利而封建专制制度却如同风中残烛，将是一去不复返了。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他只有投靠那唯一能给他以可靠的官阶和金钱的资产阶级。

塔列朗离开了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浴血苦战的这几十年里，尽力为资产阶级服务。他帮助加强了资产阶级在教会中的地位，革新了外交工作，并为厉届政府制订有利的外交政策贡献了自己的才智。特别是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为法国的领土完整并恢复法国的强国地位进行了顽强而有效的斗争。当然，他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造成的。但他充分施展了个人的才能，深谋远虑，手段灵活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和谈判对手的细微疏忽来达到有利于法国的目的，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塔列朗在其一生中，最为人们所不齿的是他的连续背叛。在法国当时政治凤云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里，许多著名政治家都上了断头台或者被迫流亡国外，而塔列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除了短期流亡和下台外，总是能青云直上，永保高官厚禄，最后以八十四岁高龄，在自己华丽宫殿的病榻上寿终正寝。这种超人的政客手腕，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而又愤愤不平。

他是怎么搞的呢?他总是在他的主子行将垮台之际暗中把笑脸转向未来的胜利者。他从路易十六转向共和国，从共和国转向督政府，又转向执政拿破仑，再从拿破仑转向复辟的波旁，最后从波旁又转向路易·菲力浦，这些弯曲的路都走通了。难怪有人说他整个人生“都在出卖那些收买了他的人”。要是衰老和死神没有降临，他可能还会在1848年革命时再转向共和国呢。

但是，塔列朗在自己的遗嘱中却说：回顾我的一生，我发现，对任何一个党派，在它自暴自弃之前，我从未背弃过它。这虽然是他为自己的辩护之词，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的。表面上看来，他确实背叛了每一个他为之服务过的政权，但是，他并不是无原则地随心所欲地朝秦暮楚：他的每次转向都同当时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而且在实质上，他从未背叛过刚刚巩固了胜利的资产阶级。就连他在1814年叛变到复辟的波旁王朝方面时，也还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保留资产阶级的政策。如果再仔细想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塔列朗的行动总是遵循着两个原则(尽管他自己可能不一定是完全自觉的)：1、抛弃必然没落的贵族阶级，同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十八世纪末，法国封建贵族君主专制制度的垮台已不可避免，新兴的资产阶级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时，他背叛了路易十六，投入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营垒；1830年，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再次背叛波旁王朝，跑到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方面去了。2、称霸世界的欲望，是无法实现的，只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必须设法制止，甚至不择手段。拿破仑企图靠穷兵黩武来建立世界帝国，即使竭尽国力，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只能使法国遭殃甚至毁灭。所以他在拿破仑帝国鼎盛时期就开始背叛拿破仑，跑到敌人方面去，以促使拿破仑尽快垮台。同塔列朗的卖力分不开的波旁王朝的复辟，是历史的一次倒退。但是这次倒退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次波旁的复辟，失去拿破仑的法国政局就得不到稳定，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有充分时间站稳脚跟去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很清楚，法国当时那么频繁的政权易手，恰恰是法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巩固胜利的必经阶段。因此，塔列朗连续为六届政府服务，总的来说，只不过是顺应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象一切对历史进程有过影响的人物一样，塔列朗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问题在于：他在每一次抛弃前一个政权、倒向后一个政权时，几乎总是使用暗中叛变的两面派手法，而不是采取光明正大。公开自己观点的方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他为了打倒拿破仑，甚至不惜私通敌国，接受金钱，出卖国家机密，这种卑劣的改治品质和手段，将永远受到正直的人们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