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字塔之争看网络戾气，为何在学术讨论中充斥着严重双标？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做的一个直播讲座“以图证史：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引来巨大的争议。黄河清对西方的古代史进行了质疑，触及了“西方伪史论”这个禁忌，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埃及大金字塔，更是被单独拿出来大肆评判。
其实，“西方伪史论”的发源地并不是中国，而恰恰是欧洲，自十七世纪起，就有许多欧洲学者质疑伪史。西方的埃及学起源于英国牛津教授约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1646年发表的《金字塔学，埃及的金字塔论考》，其实在当代就饱受质疑，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编造的，夸大的，虚假的。
牛顿（1643—1727年）写下《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古代希腊是充满诗意的虚构。” 他还说：“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
牛顿考证埃及历史，认为埃及缺乏可信的历史，埃及国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存在仅三百多年的一个中世纪的小王国。
英国著名学者培根（1561-1626年）说：“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年）说：“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
他还说：“所有希腊文明都是被虚构的。只有拥有绵延不绝历史的中华民族，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
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胡克（1635—1703年）说：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
这些“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
胡克说：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被说成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从来未被证明。
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哈尔端（1646—1729年）指出：“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据他考证的结论：“关于希腊（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
据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考证：“哈尔端是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
上述言论只是一部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学者对伪史的批判，而中国人对“西方伪史”的质疑，其实，也就是这十几年才开始的。自清末中国学生开始留学西方，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后，在中国人眼里，西方就是神一样“高大上”的存在，全盘接受都还怕学得不像呢，怎么可能质疑呢？
那一阶段中国人对自身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要打烂中国的所有一切，全盘西化，对西方的一切知识，都是完全相信并奉为圭臬的，何来质疑一说。
但随着这些年中国快速复苏，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渐渐被重新找回，让中国人看到西方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曾经那个被捧在天上的西方神话，也渐渐破灭。
这其中就有一些人，希望重新审视西方，而神一般的西方历史，则因为充满太多的漏洞、缺陷以及不能自圆其说，而被重点“纠错”。其中著名人物，如黄河清教授是旅居欧洲多年的学者，是巴黎索邦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他从古埃及、古希腊艺术品的专业视角，对“西方伪史论”做出了说明。
慨文在这里，不对黄河清教授的论点是否正确进行讨论，但对因为此事发生的网络争执有一些看法，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中外历史问题的双重标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夏代，是在中国历代史书，文物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和体现，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国语·周语》。而最早记载夏代的出土文物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遂公盨，上有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等。
与夏同期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已经是一个功能完整的城池，表明当时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唯一遗憾是没有文字出土。有专家根据商代甲骨文的成熟度，以及文字的发展规律推测，夏代很可能已经存在文字，但因为不是镌刻在青铜、龟甲等不易朽蚀物品上而湮没在悠久的岁月中。
中国夏代的历史证据，相比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不但完整性强，传承连贯，更是范围广，器物丰富，但唯一的缺憾就是缺乏遗存文字。
在中国夏代的认定上，西方学者和很多中国学者态度是严厉的，认为只要没有文字发现，夏代就是不存在的，就像当年甲骨文被发现前，认为中国商代不存在是一样的。
但在对待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历史问题时，很多中国学者却是极大宽容、甚至是不容质疑的态度。
面对中国人对西方的质疑，他们大概是有以下几种态度：
一、真理派：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真理，且是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凡质疑西方的，都是伪科学，是民科。
二、嘲讽派： 面对中国人对西方的质疑，他们既不讲道理，也不详细研究中国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质疑，一概加以嘲讽，比如这样的“牛顿和他的三定律都是伪造的，工业革命也是胡编的，什么八国联军，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骗局，我们从来没被西方打败过。”等等，完全转变了研讨的性质。
三、诛心派：认为凡是质疑西方的，都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外乎以标新立异博流量出名，或者有其它阴谋。
四、民族主义派：这一派把质疑西方弘扬中华文化的一概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总之，不和你研究问题，以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帽子一扣了之。
五、转移话题派：这一派不直接回答质疑的问题，反而拉扯出其它不相关的问题来转移话题，比如，你说古希腊历史有疑点，可能伪造历史，他会说，你能证明秦始皇兵马俑是真的吗？真的存在秦始皇这个人吗？万里长城怎么证明是真的？等等……
各位网友可以自己搜索看看，自黄河清教授的“埃及金字塔造假”争议出现以来，慨文没有发现一篇以理相争，就是论事的，基本都是上述这五大类。
对黄河清教授提出的诸多疑点和漏洞，没有看到哪一位反驳者能够逐条给出合理解释的，相反却充满了嘲讽和谩骂，这已经完全不是科学的态度，难道我们一贯信奉的传自西方“质疑一切”的行为方式，在这个问题上行不通了？
其实，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对中国问题一贯“高标准”“严要求”，而对西方则是想方设法替对方圆满。
以这次疫情来说，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双重标准”成了西方处理中西方相同问题的惯常模式，而在国内也出现了一大批持“双重标准”的知识人，但奇怪的是，他们的枪口是朝内的，对自己国人严苛，对外人宽容，甚至纵容、遮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注：黄河清教授最近在网上做了一个回应文章《人造石，人造石，人造石，埃及遗址只是横店影视城而已——兼答《观察者网》L先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以下几张图片是慨文在黄教授文中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