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1888.7.9～1979.8.14）————云五先生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福寿全归，实在可以说得是毫无遗憾了。因此我写这篇文章时，自然而然的用个“忆”字。不是我不“悲”、不“哀”、不“哭”、不“悼”，而是因为我觉得云五先生是超乎这些以上的。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似乎永远是乐观、奋斗、不折不挠的。这种人，死亡对他只是一个归宿。第一并不可怕。第二，自然也更不可悲。云五先生留下的言行，见之于纪录的，当已不下千余万言。其实未见于纪录的，分量更多。有我这篇文字，不能增云五先生一分。没有我这篇文字，也不会减云五先生一分。但我有我不得不写的原因。我要写的不是云五先生本身，而是他对一个好友的子弟所生的影响。 先父经农公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战后，因为反对日政府压迫留学生的“取缔规则”，跟一群留日学生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在一种很天真的理想民主主义下，被推为负责办学校的三位干事之一。这种勇气和傻劲，虽然是儿子替他写传记的精彩资料，但身当其事的本人却并不好受。当时他不过十九岁（中国岁数二十），又做学生，又做教师，又做日本教员的传译，又做学校办事负责人。这些都难不倒他，但学校经费无着，年关被学校的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几乎跳黄浦江。最后只好将学校交出去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感而赋诗：“毋忘城下盟”的史实背景。（其详见胡适：《四十自述》。）当时虽然理想主义失败了，他却交下了几位肝胆相照、生死以之的师友。称他为“海上朱家”的胡适之先生是其一，“英雄无奈以诗名”的杨杏佛先生是其二。而在老师当中，就是云五先生了。云五先生事实上比先父小一岁。但他得风气之先，在中国公学成了适之先生、杏佛先生、任叔永先生以及先父的英文教师。关于他们之间的交谊，云五先生在他所写《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中有极真挚动人、每读辄使我泣下的描写。我这里真不必多写一字。何况那时我尚未出世，即使要用想象来胡说也无从着笔。我只能就我所能记忆的开始。那时在上海。先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是云五先生。我在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就掏父亲的公事皮包，找他带回来的各种各色杂志：从给幼儿看图识字的《儿童画报》，徐应昶为小学生编的《儿童世界》，杨贤江为中学生编的《学生杂志》，上而至于开新文学先河的《小说月报》，稍后的《小说世界》，专为妇女办的《妇女杂志》，以及学术性的《东方杂志》，我都有胃口看。而所有这些杂志的发行人都是云五先生。对于一个爱看小说、爱听故事的小学生，当然不会注意发行人。但一进中学，正赶上新学制教科书上市。很多书后都印着：编校者：朱经农。而紧贴着他名字旁边，总有一行：“发行人：王云五。”这印象却十分深刻。因为当全学校的同学都在读自己父亲编的书时，不管如何谦卑的人，总也免不了暗暗引以为荣。再看看，每一册有父亲名字的书上都有“王云五”，而有“王云五”名字的书上却不一定有“朱经农”。（因为先父只管国文历史、地理、社会、常识之类，而云五先生却是负整个新学制教科书总责的。所以，自然、算术等书上也有他的名字。）这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在我家父子间闲谈时，免不了谈到云五先生这奇人的奇事。父亲告诉我，云五先生是自修成功的。对当今的学校制度，并不十分信任。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都不上普通学校而在家里延师课读。而且他家孩子多，所以家里的学校人也不少。这事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终于有一天我见到这位王云五先生了，那是几年以后，我十五岁进沪江中学念高一的时候。那时我家已自上海迁往南京。（父亲在教育部任职。）我一个人留在上海上学，好像是有一次父亲到上海来。他事忙，要我到云五先生家寄住两天。一面等他有空时可以随时见面，一方面也可以有人招呼我。王家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条新式弄堂里。这与上海一般普通只有水门汀铺地的弄堂不同。每家门前略有空地，种有花木青草，王家所居是其中最大的一所。正如上海一般住户一样，门户十分森严。进了门，却受到王家上下的热烈欢迎。我第一个印象是房里的书多。整房整房一排一排的书架，哪里像普通人家的书房？简直是图书馆嘛！这种伟大的场面，平生只见过两次。另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暑假，在北平准备考研究院，寄居胡适之先生米粮库四号寓所时所见，整个大洋楼的一翼，全是书。涵泳其中，真有如鱼得水之乐。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到隔壁三号陈援庵先生的“励耘书屋”去看看，否则一定也可以大开眼界。卢沟桥事变后，曾在只身逃离北平之前去向援庵师辞行。问他是否有意离北平。他告诉我：“书是水，我是鱼。我一离开这些藏书，就没法生活了。”所以大概他家也是一个书海。第二个印象是王家孩子多。一转出来一个，一转又出来一个。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学什么的。除了学文、学理比我大以外，其他学武、学政、学哲、学农、学医、学艺……反正好像学什么的都有，都比我小。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云五先生在家，把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大概十五岁到十六七左右）聚在他书房里。他在做事，却给了我们每人一本英文书。我当然接了过来，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将所分到的书译成中文。我那时对于自己的中文已有几分把握，但我的英文在学校里不过平平。当时沪江高中用的课本，除了国文外，英文当然是外国人用英文书教，而历史、地理、生物、数学等等也无一不是用的英文原本。赶功课赶得我成天忙不过来。周末到王家做客，遇到这位奇人，竟以如此奇怪的办法招待小客人。我第一次见面，除了硬着头皮接过来，又有何办法？接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本历史书，记得是些什么 Old Stone Age， New Stone Age等等。看倒是看懂了，但提笔一翻，该是“古石器时代”呢，还是“旧石器时代”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是哪个。反正胡乱写了一通，一时交卷。好像学文、学理也都交了卷。云五先生拿了我的译文，也不怕我难为情，当着大家，一字一字地给我改。有时还告诉我为什么那样写更好。怎样改的当然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改得我心服口服。改完以后，只见云五先生将我的译文拿在手里，对坐在旁边的徐应文大哥扬了扬，微笑着说：“比你低一班的都交了卷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不翻，也可以赖过去的，但我已交了卷，后悔也迟了。这短短的一个晚上，使我终生不忘。原来王家子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难怪学政弟小小年纪可以主编《健与力杂志》，而更小的学哲弟可以主编“王云五小辞典”。其实王家子弟的教育并不止于此。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曾摆出乒乓球台来，自云五先生以次，大家来打擂台。我这个什么球都玩，什么球都不精的人，夹在里面，觉得也甚为热闹。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好像是各人吃了就走的。我自己家里早饭一向是稀饭下油炸黄豆。记得云五先生吃的却是一海碗肉丝面。我对云五先生的健啖，印象也颇深。自从这次以后，再一次亲近云五先生已是在我长大以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一年，我考取自费留学，从军中退伍，到上海候船出国。那时云五先生将从政，要邀先父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来接替他。有一天午间，他请先父去北四川路一家叫味雅的广东小饭馆吃饭，顺便也请了我。在座的除了我们父子以外并无他客。我还记得我叫的是一客很好吃的“原盅牛肉饭”。座间我一面埋头大吃，一面静听他们两位老人家谈话。云五先生怕先父不肯答应去商务，所以首先就针对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加以申说。他说，今后中国即将进入民主宪政时代。据他在英、美的观察，在政治上成功的人，多半都是先在工商业上成功的人。意思是要先父不要看轻商务。其实商务是先父的老家，这点云五先生似乎过虑。而且先父那时从政已久，对于宦海浮沉，也早已有倦勤之意。不过他也并不是毫无顾虑。他对云五先生说：“我一向在教育文化界服务。办学校，写文章，都有经验，对于青年们了解最深。所以即使是最复杂的学潮，也多半能妥善解决。但对于管理工人，却无经验。罢起工来，将不知如何处理。”云五先生说：“不必顾虑。你看，这家味雅小饭馆，规模并不大，可是生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好厨子。菜、饭作得好吃，顾客自然都来了。办书局，最要紧的是能出好书。好书出得多，生意自然来。就像味雅有好厨子一样，有您在，一定可以出很多好书，这是最要紧的。至于管工人以及经理商务部分，您可以交给伯嘉（指襄理李伯嘉先生）。”这次餐叙有没有具体结论，已不记得。但以后的演变是云五先生入阁而先父接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想来那一次的餐叙是一个重要关节。我出国时，王伯母交给我一个很精致好看的瓷花瓶，要我带给一位在美国的公子。说明如果进口时要抽税，由她归还我。果然，进口时海关抽了三十多元美金的税。在当时对我是一大数目，以后王伯母如数还了我。出国以后，功课忙碌，虽时有家书，消息总只是零星片断。记得先父与云五先生都参加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都被选入主席团。都曾主持大会，都曾在制宪过程中作了不少排难解纷的工作。“宪法”完成后，都曾在“宪法”上签字，我在美国曾在华盛顿参观过美国宪法原件，听到过一般美国公民对制宪者的钦敬向往。看到过一般人固以祖先坐五月花来美为荣，便更以其祖先曾在宪法上签字为荣。一个John Hancock的名字到处都可看到。以 John Hancock为名的企业也历久不衰，就因为这是宪法上签字者的第一名。受了美国人尊崇宪法的影响，我心中对于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能参与制宪，并在“宪法”上签字，不胜高兴。其高兴比在初中时代看到教科书上印着父亲与云五先生的名字又高出一层。有一次，华盛顿大学图书馆陈列了一份“宪法”影印本，我看见父亲与云五先生的签名，几乎想向所有的美国同学宣告：“这是我父亲跟他好友的签名！”但三十多年中国教训的“谦”德，制止了我那样做。虽然心中的引以为荣是免不了的。同时，心中更提醒自己的是：“真正的光荣不在此，而在永远维护这宪法，使它长存。而且要建立起一个比美国更富强康乐的中国来。” 然而国事日非。先父因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第三次大会出国。尚在旅途而上海已被占领。遂留居美国任教。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逝世于哈特福得，即葬于该城长老会墓地。同年九月十六日云五先生专为先父写了那篇真挚动人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后来收入了《谈教育》一书。后数年，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云五先生来美，事先与我联络，届时与学善弟一同驱车来新港寄寓看我。因为学善弟年龄较幼，这一次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很有成就的医师了。留餐后我陪他们二位同往哈特福得先父墓地，云五先生亲自献一大花圈，行礼而退。对于这四十余年老友的感情，久而弥笃，使我们这些后辈感动万分，在这次接触中，又得了不少启迪。闲谈中我提到小材大用的问题，我说据我的观察，中国有许多失败是小材大用的结果。如果有些人能挑较轻的担子，也许可以做得不错。不过因为许多百里才而做了封疆大吏，于是就垮了。云五先生说，这自然也对。但反过来说，大才小用，也会出问题的。他说人才如一棵生命力强的树，你是不能压制他的。即使勉强在他上面压一块大石头，他也会钻出来向上长的。勉强压制，一定会弄得土崩石裂。他这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想想果然不错，从此以后，我总劝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要使手下所有的人都能人尽其才，否则是可能造成变乱的。谈话中他告诉我台湾尚待改进。我告诉他一些在美国的观感，认为民主制度的选举可望产生一种制衡作用。他告诉我民意代表似乎并未能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有些时候，少数不肖者反成了政治改革的绊脚石，我听了不禁慨然。一九六五年春，我稍得余暇，将先父（编者按：朱经农先生）的《爱山庐诗钞》加以笺注，附以近年所收传记资料寄请云五先生赐序，并交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均承慨允，印刷颇为精美，可惜我缺乏经验，没有想到排字工人非复当年，未曾亲自作最后一次校对，结果错字甚多。复承云五先生加印勘误表，略得补救，凡此种种都是云五先生爱屋及乌的恩惠。一九六九年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任内，乘假期之便，参观远东各国，途经台湾地区。承云五先生招宴，得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群彦欢聚。时云五先生已是八十二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身体甚健，见之欣慰。别后即未能再见，然其间因拙著《史可法传》修正版之印行及出版其他各书，曾屡次烦渎云五先生。其中最使我感佩的是在各家出版商均为不可办的情形下，只有云五先生，不惜工本，慨允将《史可法传》及《唐诗浅探》（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版）二书加印专名符号。其特立独行之处，足见其成功之非偶然。今哲人已萎，而精神长垂不朽。《中央日报副刊》曾因某书局所出《中华民国名人录》中竟未列云五先生之名，有多文讨论。其实有关云五先生之文字已不下百千万言，名人录中缺此数行，只能使名人录减色而并不能对云五先生有何增损。事实上云五先生许多贡献，只是为求心之所安，从头就不是为求名而做。因此在那百千万字中也并未提到，这本是自然的事。只有刻意求名的人才会计较那些鸡虫得失，所谓英雄千古半无名，不但是事有必然，也是真正英雄所不在乎的。在结束此文之前，我要提到我得益于云五先生最大的地方还不是以上所述种种，而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彻底破坏商务之后，他在两年中将商务重建起来，他写了一篇《两年来的苦斗》记其经过。文章中他说了两句话：“一个人被人打倒，并非耻辱。最大的耻辱是被人打倒以后，站不起来。”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于芥子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