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自省录
蹒跚文字，数十年了。见识不多，教训不少。聊作记录，以诫未来。
——题记
1980年，中国作协恢复文学讲习所，按序列为第五期。这一期时间很短，只有四个多月，但我们十分幸运地听到了许多前辈名家的讲课。其中，曹禺先生讲的那堂课，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课之一。
此前不久，曹禺先生访问英国时看了歌剧《阿芒得斯》，那堂课他着重讲的是这部歌剧的观感。
《阿芒得斯》主题是庸才对天才的扼杀。宫廷音乐家阿沙利瑞作为一个平庸的音乐家，对音乐天才莫扎特怀有浓烈而又深沉得仿佛爱情的嫉妒和恨意。演员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庸才和天才之间一场关于宽恕与嫉妒的争斗。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只是一个平常的嫉妒故事。高潮在于歌剧的结尾：阿沙利瑞临死时，宣布自己是莫扎特的“谋杀者”！更令人震惊的是，剧终前，主角阿沙利瑞走到台前，面对整个大厅的观众，大声问：
你们谁又不是扼杀天才的刽子手？
复述这句台词的时候，坐在讲台后面的曹禺先生“腾”地站起，模拟那位演员，声色俱厉，抬手指着前方。
不知其他人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突然被人揭去了假面，暴露出了深藏的阴暗和肮脏。从小我就是那么自卑，心胸狭隘，暗中嫉妒一切比我强的人。所以没有成为阿沙利瑞那样的“刽子手”，不过是因为不具备他的地位和权力。
在曹禺先生观摩的英国歌剧《阿芒得斯》中，天才莫扎特陨落了，而“谋杀”天才的阿沙利瑞也不免让人同情。见证天才的辉煌，何其有幸；生活在天才的阴影下，又何其不幸。凡夫俗子的茫然、绝望和嫉妒，撕咬着他的灵魂。作为同行，他其实是最懂也最爱莫扎特的人，可惜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嫉妒也“扼杀”了他自己。这真是一个无解的悲哀。
曹禺先生讲的是一堂文学课，对我来说，是一堂人生课，让我认识到，嫉妒本身其实是一种仰望，而被嫉妒，则是成功的标志。许多事终非强求可得，嫉妒的人因而是可怜的，他们被追名逐利的偏执与欲望扭曲，享受不到阳光的美好，体会不了人生的乐趣。更有甚者，嫉妒作为一种心灵的疾病，会扩散到身体各处，引起种种莫名其妙的不良反应，是摧毁人性和健康的毒药。嫉妒固然有可能伤害别人，但首先伤害的是自己。
自那以后，我虽然不敢说对别人的成就绝对没有醋意，但会努力强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留心嫉妒，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莎士比亚）决不苦逼煎熬，傻乎乎地做伤害自己的事。
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放羊的与一个砍柴的聊了一整天，羊吃饱了，该回家了，砍柴的这才记起来，自己还没有动手砍柴呢。
小学，下午放了学，我们一帮小屁孩跟着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个同学疯玩儿，天黑好久了才回家。突然记起还得硬撑着瞌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心里直后悔，但领着大家玩儿的那位同学却每次都若无其事，而且每次考试都是满分。一开家长会，老师和所有同学的家长都一个劲夸他聪明，天资高。我们羡慕得要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每天下午在课堂上就把当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回家吃过晚饭又抓紧时间把第二天要上的课预习了一遍。一个人再聪明，天资再高，也还是下了功夫的。
庄子寓言《徐无鬼》讲了一个石匠的故事：某人在自己的鼻尖抹上蝇子翅膀大小的一点白粉，石匠拿起斧头，“运斤成风”，把那人鼻尖上的白粉完全削去，而鼻子不受一点伤害。挺神的。
石匠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庄子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解释，但在他讲的另一篇故事《达生》里，我们可以找到原因。
《达生》讲道：孔子在去楚国的路上，经过一片树林，看到一个驼背老人举着一根长竹竿粘知了，轻而易举，信手“粘”来，竟没有一只能逃脱。孔子惊奇，问老人有什么窍门。老人回答：你看我站在这里，就如木桩一样稳稳当当；我举起手臂，就跟枯树枝一样纹丝不动——
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尽管身边天地广阔无边，世间万物五光十色，而我的眼睛里只有知了的翅膀。外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影响不了我对知了翅膀的关注，怎么会粘不到知了呢？
其实，我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
那年在京开会，一块上过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几个，常常天南海北地聊大天。上海作家王安忆从来都默默坐在一边，有天突然站起来，说我回房间去改稿子，便离席而去。
那篇稿子，就是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小鲍庄》。
原来大家东拉西扯的时候，她一直在琢磨小说。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则短文，引用了鲁迅的话：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
先天的禀赋自然是有的，鲁迅说“哪有什么天才”是出于谦虚。但即便是“天才”，也是会“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的。
道理很简单，只是难做到。一年一年过去，一拨一拨在我后面开始写作的同行一次一次轰动文坛，而我天资不够，又不努力，总是在给自己找不安心坐下来读书学习的理由，那就只能是哀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了。
记不起是从哪年开始，因为憋不出小说，无聊中抓起毛笔胡乱涂鸦。不几时，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铺纸，就肆无忌惮地横刷竖抹。围观者出于客套，胡乱喝彩，我皆当真，一脸得色。直到京城一位朋友寄来一堆古代名家字帖，供我鉴赏研习，翻过几册，我如梦方醒，一身冷汗淋漓，从此罢笔，再不敢气壮如牛地糟蹋笔墨纸砚了。如果非写不可，就用钢笔给对方留言纪念。
比“书法”更让我露怯的是“旧体诗”。参观留言，题赠友人，纪念感言，喜欢“即兴”“匆就”，或五言或七言，或绝句或律诗，张嘴就来，甚是自鸣得意。让我又一次大汗其颜的是山东一位诗人。某年他领我走访李清照故里，我见他爱好旧体诗，便从手机翻出几首拙作以示同好。他读后说了一些好话，我一眼就看出是言不由衷，便再三表示希望听到他的心里话。他沉吟良久，说：旧体诗是有格律的。我马上就听懂了：我这些“旧体诗”是没有“格律”的。之后，我再不敢当场“即兴”了，如果写文章忍不住夹杂几句，就把初稿发给朋友中的行家，请他们规范斧正。这样做了几次，我意识到十分不妥，一是如此麻烦朋友没有道理，二是纯属欺世盗名。于是狠下决心，除非真的弄清了旧体诗的子丑寅卯，再不敢没羞没臊地冒充旧体诗人了。
反思类似恶习，盖出于卖弄心理作祟。
卖弄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内容很丰富，方式也很多。我这种所谓“文人”，喜欢卖弄的自然是才华。
一个人卖弄什么，其实表明他正缺什么。
初中毕业就下乡务农，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只因时势使然，走上写作道路。阅读面稍宽，发现鲁迅那一代作家，几乎个个学贯中西。鲁迅倡导白话文，却有着极其深厚的古文功底，文稿的毛笔字，既温柔敦厚，又遒劲如刀刻，入木三分。他的旧体诗，我也是无比崇拜，于是像动物园的猴子学人样，毛手毛脚地做大师状，却又心浮气躁，下不了苦功，结果只能是表现自己的轻佻可笑。行家即使不拆穿，心里是难免鄙视的。
卖弄是因为虚荣。虚荣的背后，是自身的迷失。活了一辈子不知“卖弄”为何物，那不只是可笑，而是可悲！
有一个著名比喻，将作者与作品比作鸡与蛋：读者读作品不必知道作者如何，如同吃鸡蛋不必知道那母鸡长什么样。
这个比喻很幽默，但跟所有的比喻一样不尽精确。鸡蛋吃了就吃了，的确不必知道鸡，但了解作者对理解作品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问题只在别自我吹嘘或听任别人夸张。然而，这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避免。
有家文学刊物发稿，要求提供作者简介。我以为自己写的足够详细了，但刊物出来后却发现编辑加上了许多虚张声势的称谓、名头，令我羞愧无地。
刊物那样做，无疑是为我好，使我那些平庸的文字得以刊行。所谓吃蛋不必管生蛋的鸡的比喻，是有前提的：要么蛋是绝对的好蛋，什么样的鸡生的都无所谓；要么鸡是人人皆知的好鸡，下的一定是好蛋。如果两者都不具备，那就只好加上尽可能多的、不着四六的名目，来广告这鸡是好鸡，使读者认为其下的蛋也一定是好蛋。
这样一想也就释然，心里并且滑过一个不无卑劣的念头：反正我是被动的，真有人信也没什么不好。此后再有这样的事，也就听之任之了。
却终于几乎当众出丑。
某次坐火车，一排三座的另外两位女士正头靠头地读一本文学期刊。我忍不住偏头瞄了一眼，她们看的正是我新近发表的一篇小说，一阵窃喜，不料，却突然听到捧着刊物的那位很尖锐的一声：这人也太没劲了，作者简介说这么多跟文学不相干的东西！另一位更激烈：不是没劲，是下作。越是写得不怎样的，越是在这些地方动脑筋。
我像遭了雷击，眼前一黑。稍稍清醒，赶紧起立溜走——那作者简介前面同时刊发了我的“玉照”——也不知编辑是从哪里找来的——笑得那么开怀那么愚蠢。
离开座位的时候我两腿发软：但愿她们没有认出我，或者认出了只是骂骂而已，不要当众揭发。
从此，再遇到必须刊发“作者简介”的要求，我绝对坚持由我本人提供文字，对方可以删，不可以加。然而，这样的固执还是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
客居异乡后，一位认识我的当地同行看我拿欠发达地区工资在发达地区过日子，好意帮我，推荐我参加当地一个基层文学社团的评奖工作。主办方为了证明评委的资格，需要公布评委简历。他们觉得我提供的资料过于简单，不足以与评委之职相称。因为我坚持不肯增加内容，推荐我的那位朋友很生气：
人家请你，是看得起你。你既然接受了，就有义务支持人家的工作。希望评委简历详尽，是为了证明评委会的权威性。你那样做，除了让已经提供详尽资料的其他评委难堪，说穿了，还不就是想显得自己单凭名字就可以走遍天下！就算我不这么看，别人也会这么认为……
我张口结舌，无从解释，只能敬谢不敏，退出评委会了事。
那笔本来可以到手的评委费虽然说不上多么丰厚，但好歹是一点福利，事后不免心疼。但权衡利弊，觉得朋友说的“想显得”只是一种推测，比起直截了当的“是下作”来，还不至太难以忍受。
至少在二十年前，我在《文学自由谈》发过一则《自律四戒》，其中第四戒是“戒得意”。举了好几个例子，下面是其中之一：
1991年，我被调到省作协做协会工作，应邀去参加一个地区的文学座谈会。会上有人要求我谈一谈自己的写作。这是我一直忌讳的事，但现在端了协会的饭碗，责无旁贷，只能从命。散了会回到房间，一个陌生青年径直走到我跟前。我笑脸相迎，以为他来追星，不料他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让我决不会误会地说：“我刚刚听了你的讲话，你以为你的小说写得好吗？我告诉你，很差！”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像桩子似的钉在那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事后方知这是一位乡村才子，最近在外省发表过很精彩的小说。我于是检点刚才会上谈自己写作的话，一定是尾巴又没有夹紧，说着说着就露出了该死不死的张狂劲儿。
在这一“戒”的结尾，我咬牙切齿地说：禅宗有一个“当头棒喝”的公案。对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有当头棒喝肯定比没有好。惟愿未来的日子，我一能完全戒除得意恶习，二能真的有所长进。
然而“恶习”岂是那么容易“戒除”的？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根器浅薄的人，没过几年就好了伤疤忘了疼，遑论“长进”。
参与省文联的行政工作不久，美术家协会的一位画家建议我去看他们协会的一个创作基地，是一处小庭院，就在省城，市文化部门管理的一个省内外书画家雅集的场所。庭院深处拐角的一间库房保存了过往书画家留下的许多书画作品，场所负责人决定分期分批陈列，供同行交流切磋，供有兴趣的闲人浏览，为此让我题写陈列馆的牌匾。
文艺社团中，有名气的书画家大多自适自足，不致太看重行政职务。他们善意地错把我当作有点雅好的人，看得起我，我自然是不胜荣幸之至。笔墨纸砚是现成的，我那时写毛笔字又正在瘾头上，毫不迟疑，提笔一挥而就。
那个匾很无耻地在那个拐角的库房门头寂寞地招摇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市文化局长视察下属单位时责令撤掉。
省美协那位也已退休的画家只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没有再往下说。他显然有点意外：那位局长专心从政前曾经很爱好过文学的。我也知趣地没有再往下问，心里虽然有一点复杂，但很清楚，如果探究就只能探究我自己的犯贱欠揍。谁让你撅起屁股？认真起来，我倒是应该感谢那位局长。他那个责令，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岳丈的那一巴掌，打回了我一度走失的清醒。
常言道事不过三。这种程度的得意忘形，已经有过两次了，决不能有第三次。作为曾经的酒徒，我念叨得最多的一句李白诗句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经此之故，再犯酸的时候，我把“须”字改为了“休”字——人生得意休尽欢，并自嘲是李白的“一字师”。
因为这个改动，对我实在太重要了。
一个人经历多了难免世故。但我以为，世故并不都是坏事。因为，一，人总该越活越明白；二，也总该尽量少给别人造成不快——如果不能给别人带去快乐的话。
2020年12月26日夤夜，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