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时代代言者的格局与诗歌
在近年来有关当代诗歌的若干评论中，我曾多次谈到郭小川。他巨大的影响力，以及由此涉及的诗人之于时代和艺术自身多方面的关系，已成为不同的诗人们看待诗歌功能的潜在标准。
郭小川的诗歌，曾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几天前，当我在微信朋友圈中贴出1977年版《郭小川诗选》书影后，立刻有多位朋友留言，他们都有这部诗选。其中一位我大学时代体育系的同学，见此更是欣喜地表示，“《秋歌》《团泊洼的秋天》非常喜欢”，并随之附上了其中的若干诗句。这让我想起我们七七级一代刚进校园时，朗诵并谈论郭小川诗歌的情景。当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上一代人，对郭小川诗歌的记忆应该更为深刻。
从那时至今40多年来，一批批诗人从我们的阅读中走过，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评价尺度的变更，许多名盛一时的诗人都逐渐黯淡。而关于郭小川的评价，却始终处在一个恒定的位置上。他在主流写作者心目中的典范意义自不必言，即便那些挑剔苛刻的写作者，也对他保持着一份内心的敬重。一方面，他是一位一直处在时代潮头，并因多方面的艺术建树而拥有大量读者的诗人;另一方面，作为主流写作者的标志性，他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个体。郭小川的诗歌既统一于他所服膺的事业，又与他由此建立的胸襟格局，以及真诚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密切相关。这既是诗人与时代的相互选择，更是诗人的自我造化。
郭小川的诗歌起步于北平学生运动时期，成规模的写作始于1937年前后，此间，他书写了《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骆驼商人挽歌》《我们歌唱黄河》等一系列诗作，这是他个人才情与所投身事业的最初合奏。但那时的他想象过自己日后更大的诗歌作为吗?我们无法回答。因为从此后的1947年直到1954年，他中止了诗歌写作。先是从延安的军政干部到担任丰宁县县长，继而是《群众日报》《大众日报》《天津日报》等新闻战线上的编采领导工作，接着转赴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处长兼文艺处长，直至回到北京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从一名军政干部开始，历经新闻宣传、理论宣传，直到身居国家文艺宣传中枢机构之职，在每一个位置上，他都展现出杰出的才华。在中南局期间，他以“马铁丁”的笔名与人合写的系列时政思想杂文，曾经名噪一时;在中宣部文艺处期间，又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撰稿;此外，还书写了大量的政策调研和新闻报道。由此不难看出，他已完全投身于所从事的事业中，他的身份已被他的事业所规定。应该说，郭小川既有能力，更有热情，在这一事业轨道中乐此不疲。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55年，他由中宣部文艺处转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之职，也就是从宣传系统转入文学系统。这一职务要求他的，虽然仍有行政领导职责，但作协的职能性质，则使他重新启动了诗歌写作，且一出手就名动天下，有了《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诗作。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建设、石油开发和边塞拓荒等各种建设项目的摊子全面铺开，又面临国际经济封锁的困难背景下，郭小川以国家大局和时代大局的宏观视野，又以一位老战士和兄长的口吻，向一代青年公民发出的鼓动和召唤。“啊啊，你们这一代/将是怎样的光荣”，“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将因你们的劳动/变得/和江南一样/遍地春风”。在诗体形式上，这些诗作由马雅可夫斯基式的台阶体构成，大海排浪、一浪三叠式的波次连带，视觉效果上恢弘壮阔，富于朗诵效果的铿锵节律，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政论性的雄辩，使之成为与时代主旋律“押韵合辙”的首创性典范，也由此奠定了郭小川式的政论体诗歌模式。
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贯穿在这些诗作中的，仍是一种宣传鼓动思维。其本质正像他所书写的“马铁丁”杂文一样，都属于职务职责行为。然而，正是这种职务职责赋予的使命感和胸怀，又使他获得了一种潜在的时代授权感，进而呈现为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这种角色，显然并非他对自己的刻意设定，但他的经历、位置和格局，则决定了他的诗歌格局——也就是时代重器和国家重器型的写作。这也是为此后众多主旋律写作者所渴望，又因内在格局的不对称而难以抵达的那种境界，之所以称郭小川为“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个体”，就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
但郭小川终归是一位深谙艺术之道的诗人，对于为自己赢得盛誉的这类诗作，他此后曾这样表示:可以说，它们正是“马铁丁杂文”的宣传意识与诗歌创作冲动相结合的结果。如其所说，“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月下集》)。
这波高音区的诗歌之后，时代风云的变幻则使他转向冷峻与凝重，继而写出了《将军三部曲》，以及《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等记叙体长诗。这些对战争年代复杂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作品，也是超出了时代限制的更为深刻的书写，呈现出一个别具思考光泽的郭小川。
1962年，郭小川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迎来了自己诗歌写作的重要时刻。他几乎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国各个一线建设的现场，书写了诸如有关“钢都”鞍钢和“煤都”抚顺的长诗《两都颂》，有关包钢的《平炉王出钢记》等等数量庞大的一系列诗作。而这其中的精华部分，则结集于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甘蔗林——青纱帐》中，其中包括《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秋歌(之一)》《秋歌(之二)》《秋歌(之三)》《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林区三唱”系列的《祝酒歌》《大风雪歌》《青松歌》，以及《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在我看来，这既是他代表作中的核心作品，也是支撑起他作为一个时代经典诗人形象的标志性诗篇。关于这些诗作的重要性，我愿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其一，从《投入火热的斗争》开始，郭小川开创了激情雄辩的政论体诗歌模式，而在这些诗作中，他将政论激情融入一幅幅陌生新鲜的茂密物象中，这些由他首次展现的丰茂物象和精彩呈现的艺术魅力，使阅读获得了激情感染和物象惊奇的双重沉浸，由此也深化了这种政论体诗歌模式。
其二，许多读者之所以至今仍对这些诗作津津乐道，且并不觉得它高调或有说教之嫌，就在于其抒情音调和主体人格的高度统一，以及饱蘸于其中的真诚与真挚，这种感情在读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大家认可，这就应该是郭小川的诗歌，也是只有他才能写出的诗篇。
其三，在“大我”的声调中，贯穿着平易亲切的个人声调。郭小川诗歌的政论性抒情，没有丝毫真理在握的凌驾感，而是将鼓动的高亢，平抑在交谈式的基调中，进而转化为人所共有的通俗情怀。诸如“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诸如此类的表达，都曾轻易地触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弦。
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就是这些诗作中的形式建树。在此，且以《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为例:这片土地哟，头枕边山、面向国门，/风急路又远啊，连古代的旅行家都难以问津;/这片土地哟，背靠林海，脚踏湖心，/水深雪又厚啊，连驿站的千里马都不便扬尘。
在这里，郭小川开创了这样一种诗体形式:四行一节，每行多个短句，每节两个句组，然后两个句组上下对仗，每一诗行的多个短句又隔行对仗。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形式的民族化探索问题。在这里，他把古典文学中汉赋和骈文的铺排与对仗转化在时代语境中，形成了绵密丰茂的意象铺排和节奏变化，同时以句型对仗的工整和规律性，使诗歌便于记忆和朗诵，并直接呼应了民族深层审美心理习惯，具有亲和感。这种形式，此后也曾为众多的诗人所仿效。
此外，这种四句、长行诗体的精简格式，诸如《秋歌》三首中两行一节，相互对仗，且诗行适中，简约明快的现代骈体风格;“林区三唱”中《祝酒歌》之类，诗行短小如元代小令，句型结构既错落自由又大体对仗，等等，这些活泼有序的民谣体风格，都成了鲜明的郭氏诗歌标记。
其五，是郭小川的语言建树。继诗体形式的民族化探索之后，他的诗歌在语言形态上又表现出一个突出特征，这就是纳入了丰富的民间俚语和民众口语元素，并形成了令人喝彩的艺术效果。诸如《祝酒歌》中，“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青松歌》中的“三个牧童，/必讲牛犊;/三个妇女，/必谈丈夫;/三个林业工人，/必夸长青的松树”，等等。但这类语言并非现成的存在，而是来自作者长期的基层生活，来自他对有关民众语言元素的敏感体认与丰富积累，继而以其诗人才华进行的再创造。如今，在诗歌语言的翻译体腔调一再受到诟病之时，郭小川诗歌的这种典范性成果更显得珍贵。
因此，诗人郭小川既是时代重器型的作家，也是在中国现代诗人序列中留下了多项遗产的一位诗人。他在他的时代所开创的政论体诗歌模式，他与同时代诗人一起践行的“深入生活一线”的写作模式，都曾对中国文学与作家，也对一代代的读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同时，郭小川在诗歌文本方面一系列的艺术建造和人格范式，则使他既属于他的时代，又超越了他的时代。